32岁女子银行辞职去大专，学历低又遭解聘

摘要：社交媒体上，大专院校曾是职场人士想要转换赛道、实现“Work-life Balance”状态的避风港。这条路径因其稳定、悠闲而显得相当诱人：公办专科有编制，每年有固定的寒暑假，进入的门槛也不高。

但围城内的从业者们很快更新了故事的另一面：疫情之后，专科院校无论是辅导员、行政还是专任教师，所面临的压力与任务成倍增加。加上近几年，专科院校开始了“院校层次升级”，有学校为了达到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相关占比，对非编制人员进行裁员。

当专科院校之间形成以“升格”为名的竞争，老师们被迫裹挟其中。曾经明晰的退路变得雾蒙蒙一片，他们不知道尽头是什么。

文｜殷盛琳 编辑｜王珊瑚

突如其来的解聘

直到现在，回想起被解聘的场景，陈冰还是觉得相当荒诞——作为学校组织部的行政人员，那份决定她职业命运的“加密文件”，还是她亲手拿回部门找领导批签的。

谁知两个月后，2024年8月，她自己也成了那份“三年行动方案”的执行对象。政策解读会上，这所全日制大专的领导告诉他们，方案要求三年内逐步优化单位编制外人员。研究生学历的老师可以留下，本科学历的，有一个折衷方案，“让我们去参加职业技能大赛，拿到前6名，可以考虑给我们设岗招考。但是我后来也去试了，也拿到了（名次），最后还是没有进编。”

那次会议涉及到几十个人，都是同工同酬的员工。最后，本科学历的老师都没能留下。被通知解聘后的几个月，陈冰签署了解聘通知，领取了补偿金，去年12月中旬正式离职。将离校手续单盖满章，上交工牌后，她还给待了三年的办公室拍了段视频留念。

陈冰很恍惚，也有许多无法解开的疑惑。

“当时进来的时候跟我们说，同工同酬跟在编的没有什么差距。”陈冰说，她在职的三年里，无论在职称晋升、调整社保基数还是逢年过节发东西方面，和在编员工都是一样的。学校也有许多安稳退休的同工同酬老职工，正常领取退休金。她原本以为自己也会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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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高校做行政之前，她在银行工作过几年，工作强度很大，一周里几乎只有一天可以在晚上7点下班，其他时候都得延迟到10点之后。陈冰记得加班最夸张的一天，她早上6点结束工作，9点又要准时打卡。

身体率先亮起了红灯。她无论佩戴什么首饰，皮肤都会过敏，去医院检查出免疫力低下。她决定从银行辞职，“找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”。和许多逃离高压职场的打工人一样，在筛选一番后，她也将目光聚焦在看起来稳定又轻松的公办专科院校。2021年12月，她应聘到这家公立大专组织部的行政岗，和学校直签了3年的劳动合同。

没想到合同期还没满，就等来了解聘通知。和她同样被解聘的有20多人，基本都在30多岁。涉及到不同分院和部门，有行政，也有专技岗。共同点之一是，学历都只有本科。

她后知后觉，一些不稳定的信号其实早有发生，只是大家待在“温水煮青蛙“的环境里太久，丧失了应有的警觉。

“最简单的一个导向是现在很多学校在合并”，陈冰说。院校合并是为了更好地“升格”：中专要升大专，大专要升职业本科，学院想“摘帽”成大学，大学想继续建设特色学科，“永远有方向让你不停地往上卷”。

她所在的大专也不例外。三年中，加班的频次是不断增加的，“行政岗要求越来越细，喜欢拿现在的要求去补以前工作的漏洞。”

陈冰觉得他们这批本科学历的老师成为最早出局的人，可能因为学校基于升格的考量。“在升职业本科的过程中，对师资是有考核的，要达标。”根据教育部制定的《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》，称为学院的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比应不低于30%，称为大学的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员比例应在50%以上。

陈冰还算是其中幸运的那个——至少她是本地人，爱人的工作稳定，可以支撑小家庭正常运转。

有些同事的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动荡：为了工作，举家搬迁到这座城市的同事，再次面临漂泊；在学校附近贷款买房的人被迫收入中断；卖掉其他城市的房子，说服爱人调动工作，孩子办理转学手续的同事，不知该怎么挽回损失。

如果这次失业的经历有什么经验可言，陈冰说，那或许是，没什么地方是能供人“旱涝保收、彻底躺平”的了。

陈冰收到的解聘通知 讲述者供图

升格竞赛

根据公开资料，陈冰所在的公办专科为了能顺利升级成职业本科，计划与另外两家专科院校“合并”，目前仍在推行阶段。通过合并的法子实现院校“升格”，在全国范围内有多个成功样本。

2021年初，教育部就印发了《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，从办学规模、专业设置、师资队伍、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规定了升格职业本科所需要达到的条件。当年共有9所院校以合并转设的方式升格职业本科。截止到2024年12月初，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置了56所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。

最近几年，申办职业本科，已经成为专科院校发展的新方向。“升格”比拼也将专科院校裹挟进一场不断内卷、挤压的竞赛。

最显而易见的标准是“硬件”。如占地面积、设备、专业。一位北方城市专科院校的老师说，他们学校为了达到“升格”职业本科所要求的占地面积，开始“在犄角旮旯攒地”——之前租出去的收回来，不在乎的也算上，不再招人的小学用地申请划归到学校。

为了“对接国家和区域主导产业、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置专业”，她所在的专科院校今年新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，老师和学生一样新。

另一些标准的竞争相对模糊，但也因此更加激烈。

前专科院校辅导员申雪经历过软性指标“内卷”带来的变化。她2019年本科毕业，之后留学英国。等2020年她毕业时，疫情蔓延，稳定的体制内成为身边留学生最向往的职业。她回到家乡，浙江一座二线城市工作，应聘到一所公立大专的辅导员岗位，如愿获得象征稳定的编制。

有限的职业经历里，申雪记得自己那会儿经常会被拉去充当凑数的“标本”，配合不同部门完成培训任务。相同的急救培训，他们重复做了4次。院校升格论证报告中，这些也可以成为“锦上添花”的一项。

学校为了创新管理模式，在相关省级评选中获奖，安排辅导员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实行“楼栋负责制”。即一位老师负责指定楼栋学生。但真正出现问题，依然需要对应学院的老师去解决。“你不得不担任双重工作”，申雪说。

有次凌晨，她接到所在学院同学打来的电话，有个男生疑似在江边吃了几十颗头孢，喝了白酒。申雪立刻开车带着男生的两个好朋友去找人，她们开车到江边，沿着江岸边一点点找，终于发现了男生的踪迹，把他送到医院洗胃。

随后，根据机制，申雪要打电话给负责该男生所在楼栋的责任辅导员跟进。她只好大半夜把对方叫醒，说明情况。

学校还规定，辅导员必须把每个月和学生的谈心记录录入系统，数额要求也逐年上升——从一开始一个月要录入20篇，到后来一个月录入40～60篇。谈心记录也被纳入了辅导员的KPI评定标准。

除此之外，为了在科研与社会服务层面有更多成果优势，她所在的专科院校也会让辅导员去参加各类竞赛。包括作为指导老师，带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。荒谬的是，作为辅导员，她需要跟专业老师抢学生，毕竟“任何学校都一样，好的学生都只是那一点比例，大家都会抢那一批好学生。”申雪说，有时这样的竞争会导致辅导员和专任教师之间关系尴尬。

在专科院校待了三年多，申雪觉得如今的高校更像是公司，“整个学校的最终目的在于完成一个KPI，得到一些产值”。大专想往上升职业本科，就需要那么多的比赛成果，需要老师去完成这个KPI。她所在的学校为了卷指标，一开始允许研究生学历报名的专任教师岗位，后面升级到了博士学历，“每年的课题数量也都有要求”。

作为辅导员，她感受到的压力是另一种——无意义、重复性事务的增多，她感到自己陷入停滞。

被裁员后，陈冰反复推演这几年的经历，觉得专科院校的升格竞争是一种必然。“它如果踩不上职业本科的这个浪潮的话，很可能被时代抛弃。”她说，学生越来越少，在择校时，大家的选择顺序也根据学校层次来：普通本科、职业本科、最后才是大专。像学校这样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，除了财政拨款，另一部分收入来源于学生缴纳的学费，如果招生层次不占优势，这部分收入会明显下滑。

不过，学校想升格，就需要“齿轮”加速运转，压力逐层下压，最终转移到了基层员工身上。

插图 IC photo

围城内外的进与退

李青在北方一家高校做了三年行政，正好赶上了学校的“升格”过程。她刚入职时，学校还是专科，当时她打算在轻松的氛围里赚点钱，顺便考博，做个过渡。

结果入职后才发现来错了地方，“我记得当时一整个暑假都没放假，要求随叫随到，相当于5+2，白加黑。”经过一年昏天黑地的加班，学校终于升格成了本科层次，调整了管理结构，原先的领导层换掉了，各种机构开始改革，新的规章制度也需要重新修订。

但作为工作人员，他们并没有因此受益。李青说，福利待遇没有变好不说，反而评职称变得更难了。因为各项标准都得对照本科院校的标准来。

事实上，内卷不只存在于期待升格的大专院校，这两年，民办本科的老师们也开始感受到水温在变化。学生数量本就在减少，还要被更多升级后的职业本科分流，他们的招生压力骤增。

和陈冰的经历相似，许言也曾在银行系统工作，疫情后，他们变相降薪，任务量也逐渐增加，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。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些手机银行、信用卡、保险、存款的任务，还有临时性的，推销ETC卡的任务也得完成，成了绩效考核的一部分。

许言后来常常感到心悸，疲惫，干脆从看似光鲜的国有银行离开，加入了一所民办本科做老师。最初两年，这里和她设想中轻松的高校生活差不多，“基本就是上课，然后教学材料整一下，没有特别多的其他事。”她会在课堂上加入自己此前的职场经验，享受“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”的过程。

但从去年开始，民办本科也被迫内卷了起来。他们面临本科评估，如果不达标，会被要求整改，从而对招生产生影响。繁琐的任务也多了很多，没课的时候，老师会安排培训，每个教研室也会要求教师必须参加教学竞赛，以及各种课题的申报。“不是你想不去就不去的，每一个活动都特别费精力”，她说。

她的很多同事都在焦虑，是不是评估之后会变相裁员。“老师都有一个基础课时量，如果学生变少，给你排的基础课时量不够，就会说你工作量不够。”许言说，此前想“躺平”的愿望几乎已经无法实现了，她打算再次辞职，跳出高校的围城去看看，重新探索自己的人生。“你必须结束掉这个，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”她说。

申雪比她更早做出决定。今年春天，她从辅导员岗位上辞职，重返欧洲，目前在德国一所社会学校里参加项目，体验他们的社会教育如何进行。她暂时没有明确的规划，也许会读博，也许会在当地先找份工作。总之，比起重复性劳动，以及虚幻的稳定，她更享受此刻，每天都有新的奇遇。

陈冰被迫离开这座围城后，倒是更向往起稳定来。她今年32岁，作为已婚已育的中年女性，她发现自己的职业选择越来越少。已经失业半年多，陈冰的家人很包容，没人催她出门工作。反而是她自己更焦虑，投了30多份简历也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
她想提升自己的学历，但发现收益有限，如果在国内读研究生，毕业时已经35岁，考公受限，也接近企业招聘的年龄红线。她甚至研究了去白俄罗斯读“水硕”的可能，因为不确定性选择了放弃。

这段时间，陈冰频繁参与考公考编，她说自己目前已经进入到一家事业单位的考察环节，在等待公示。她希望这次真的能“稳定”下来。

（应讲述者要求，文中人物为化名）